作 者：王志綱 戰略思想家、智綱智庫創始人

編 輯：余心豐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深圳，就該有今天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用這句話來描述深圳過去的40年，在今天顯得格外貼切。

在很多人眼中，深圳奇跡似乎是從一片溫柔鄉中長出來的，以為一句“改革開放”必然便會誕生今日之深圳，卻忘了生死壓力、披荊斬棘，一路浸泡著血和淚，才是過去40年深圳的底色。 

1. 彼時中國，正處于“被開除球籍”的邊緣

改革開放前夕，當時還叫寶安縣的深圳附近，曾出現過一場規模浩大的逃港潮，這起于一個謠傳，說英國女王為了慶祝生日，給大陸人提供開放政策：只要能到香港，就能拿到香港戶口。

這個消息一傳開后，不光是珠三角，凡是有能力的人都拼命往香港跑。

深圳有近香港之利，卻也帶來了在管束上最大的難題。

這么多年，我見到過很多香港老板，堪稱梟雄。這些人很多都是大陸逃過去的，一講到當年他們是怎么冒著生命危險逃港時，一個個不善言辭的人就都變得口若懸河，一個個毫無感情的人都會淚流滿面，一個個性情木訥的人臉上都神采飛揚，為什么？因為這段經歷是他們人生中最驚險、最刺激、也最難忘的，它會永遠刻在每個逃港人的心里。

在那時，每當夜幕降臨，一群人伺機而動。邊境的探照燈一次次在泥潭表面掠過，大家小心行事趁著夜色悄悄地下水。1977年底，鄧小平在廣東調研期間，當地官員曾向他匯報慘狀：有70萬年輕人試圖偷渡到香港，約有一半人都在海中意外溺亡了。

當時的廣東省委領導到基層視察，他發現公安、武警、民兵漫山遍野地追捕這些想要逃港的人，但再多的公安武警都根本擋不住。

要知道，當時的深圳乃至廣東，相比內陸已經是強了不少的，依然擋不住逃港人的決心。所以按照鄧小平的話來說，中國已經處于“被開除球籍的邊緣”。在這樣的危機倒逼下，才有了破釜沉舟的改革。 

“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鄧小平這句關于特區建設簡單的話，幾乎凝縮了改革開放的所有智慧。作為這艘大船的舵手，鄧小平的立場其實很簡單：“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 

因此，他才能不為僵化的教條所拘束、不為高大上的口號所綁架，不唱高調，只堅持一個永遠不變的原則：“發展就是硬道理。”這是貫穿改革開放全局的精神內核。

圖源：央視新聞

2. 深圳的今天，是很多干部“提著腦袋”干出來的

在改革開放初期，沒有長期性的頂層設計，更沒有一張畫到底的藍圖，具體的改革措施誰也不清楚，到底應該怎么做、怎么往前闖，大家都不知道。

當時的小平已經深深感到中國過去10年耽誤了不少事情，下一步要繼續前進，除了要清除“四人幫”的余毒以外，還得要有跨世紀的年輕干部。 

鄧小平很欣賞任仲夷，因此面對中國改革開放這面大旗，特別是考慮到廣東在中國的重要地位，小平就親自點將，將年近65高齡的任仲夷從遼寧調到了廣東。

一切被視為洪水猛獸的改革措施，在經濟特區里都被默許先行先試，執政者秉承最大限度的寬容——“先看看再說”。 

推動廣東早期改革開放的任仲夷用的也是這套工作方法：先斬后奏、邊斬邊奏、斬而不奏，意思就是說，做什么事情不要等紅頭文件、等上面領導點頭才做，做什么事情看準先干了再報告；還有些事情實在拿不住的，邊做邊報告，先上車后補票；還有一些事情走錯了，那就不要報告了，自己斬而不奏就算了，接受教訓就行了。

改革總是從攻堅開始的，很多事情可以先去探索。任仲夷非常厲害，他也是個語言大師。他有幾段話在廣東傳頌得特別廣，他說“見了紅燈繞道走，見了綠燈趕快走，沒有燈要摸著走”。這就是任仲夷非常著名的“三燈論”，非常厲害。

但在當時，其實闖改革的“紅燈”同樣是冒著極大風險的：正好發生了福建的“晉江假藥案”、廣東的“潮汕走私案”。中央就開始拿廣東的潮汕地區下手，把海豐縣委書記王仲給槍斃了。

所以改革開放這一路走過來，共產黨里面很多沖在前面的，像任仲夷一樣的優秀分子和精英，真的是提著腦袋在干事的。如果沒有這些人，改革開放早就夭折了。 

3. 復雜、敏感時期的驚險跨越

我是1985年去的廣東新華社。從1985年、1986年開始，隨著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失衡，共識已經開始破滅，有的人嫌慢了要往前走，有的人嫌快了怕翻車，自由化的浪潮和保守封閉的力量此消彼長。

1988年，中國的改革進入深水區，政治上自由化浪潮泛濫，很多人開始質疑改革開放的正確性，經濟上由于雙軌制帶來的腐敗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政府在物價闖關期間又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各種矛盾空前尖銳。

不到一年，隨之而來的政治風波成為了整個中國改革開放史上遇到的最大危機，外部有歐美制裁，內部也處在惶惶不可終日當中，“中國崩潰論”甚囂塵上。

現在回頭看，印象最深的就是鄧小平的幾句話：“這場風波遲早會來的。早來比晚來好”。那種“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大氣磅礴和鎮定自若，真的太了不起了，中國的很多關鍵節點沒有這么一個偉人，真的扛不住。

再到1990、1991年，國內極左力量開始抬頭，仿佛雷暴將至，烏云滾滾，接下來是黎明還是黑夜？誰都說不清楚。當時黨內總結教訓，認為“放”得太開，導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反擊的辦法就是搞社會主義教育，甚至要割資本主義尾巴，一些文革時的東西開始復辟，很多企業選擇“帶槍投靠”。整個中國處于停滯狀態。

大概是1991年10月左右，中央終于開了風波后的一次全會，我看了公告后，覺得語言老套，波瀾不驚，不由有些失望。沒想到10月底的一天，社里突然叫我接電話。原來是新華社總社社長穆青給我打的電話。他在電話里說“小王啊，我是穆青，我過幾天要來廣東，主要是對廣東進行一次認真的了解和采訪，至于寫不寫和寫什么再說，你得陪著我。”

現在回頭來看，穆青同志真是有著極高的新聞敏感度，他和小平幾乎是前后腳到的廣東，穆青是1991年12月中旬來的，蘇聯解體是12月25號，小平開始南巡是1992年1月18號，也就是蘇聯解體后的20來天。

圖源：央視網

因為蘇聯和東歐的劇變，國內的政治局面進一步惡化，很多人也在懷疑紅旗還能扛多久，停止改革開放，關起門來穩定意識形態的說法甚囂塵上。

那個夜晚我至今印象深刻，完成了深圳、珠海特區的重點采訪后，我們落腳順德的順峰山仙泉酒店小住。那天我和穆青正在討論稿子，突然接到電話，新華社廣東分社的副社長打來的，他說，我們從珠海到順德的這5天時間里，小平已經到了廣東，而他負責全程陪同。

他還匯報說：小平此行本來是高度保密，但前兩天已經被香港媒體泄露出去了。原來是小平去深圳的錦繡中華參觀時，被一個有新聞敏感的香港游客拍到了，這個游客倒頭過了羅湖口岸就以10萬元港幣的價錢將照片賣給了香港報社，這家報紙立刻刊發了頭版頭條獨家新聞“小平南巡”，一下子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廣東。

原廣東省委副秘書長陳開枝是我的好朋友，他負責整個接待流程。后來我們聊天時，他談到了當時的很多細節。小平來的時候，其實是帶了一肚子火的，一路上接見各省大員時小平都在說：“書記大人們，你們要看就看廣東，別學北方那群老爺，還要記住一點，不改革就要下臺！”

到了深圳后，小平看到特區翻天覆地的變化，越看越高興，回到賓館，老人家說了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話：“那些人盡講屁話！”直接批評那些肆意非議特區的人。

以往小平在各地參觀時基本上都不發表講話，但是1992年那次到廣東時，他一反平時的沉默寡言，激情飛揚，不停地問，不停地闡述他的思想：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

……

句句力拔千鈞。

中國的歷史就在這關鍵時刻，發生了轉折。小平最后這次四兩撥千斤的南巡，“寒凝大地發春華”“于無聲處聽驚雷”，終于把中國這趟“脫軌”的列車又推回到正軌上來。此后的中國圍繞著經濟建設，幾無偏離，成就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發展奇跡，其中以深圳尤為突出，而我有幸成為這一歷史節點少數的間接和直接的觀察者之一。

可以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深圳的偉大崛起完全是逼出來的、干出來的，能有今天實屬不易。

俗人按照常識做事，

最后卻收獲了圣人的結果

深圳一路走到今天還有3個內在動力，我想由表及里地談談：

1. 基因

為什么4個特區中，只有深圳走出來了？只有深圳能夠一枝獨秀？和文化有很大關系。講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我走過很多地方，發現很多大學生、人才曾經到廈門、汕頭、珠海等城市，但最后都待不住。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存在文化排斥，這些地方都以本地人為主，外來者很難融入當地，機會也比較少。

本土文化越強烈的地方，社會圈層就越板結，長成參天大樹非常難。深圳恰恰相反，現在深圳接近1700萬人口中，非本地人或流動人口占絕大多數，沒有強烈的本土文化認同感，自然形成了“來了就是深圳人”的社會風氣。

2. 生態

深圳崛起的第二條，在于生態。

整個廣東，自古以來就有著濃厚的商業文化傳統，如果把中國的來自大陸的陸權文明和來自海洋的海權文明看作兩大向外輻射的扇面，那么處于這兩個扇面交匯地帶的廣東，是中國受海洋文明浸淫最深的地方，也是中國走向世界的聯結界面。

這里離僵化的禮教遠，離鮮活的市場近；離不測的君威遠，離自由的海洋近；離“天下”遠，離世界近，醞釀了獨特的商業文化基因。

相比國內大部分政府，深圳的特殊之處在于，形成了服務型治理模式，不與市場進行博弈，而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并在市場失語時做好社會保障工作。

在生態學的概念中，維持一片濕地物種多樣性的關鍵，在于保持好環境中千分之三的含鹽量；同樣的，如果把深圳比作一塊大濕地，如何維持市場鹽分的合適比例，是政府的主要職能。至于濕地的食物鏈如何構成，是鳥吃魚、魚吃蝦、蝦吃蟲還是蟲吃土，甚至魚跳起來吃了鳥，這些都是市場行為，與政府無關，活力四射的民營企業才是市場的主角。

華強北和賽格集團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深圳市政府下了很大決心，也付出了很多努力，把100多家中小型電子工業企業“合縱連橫”，打包成立了賽格集團。其中上市公司不少，可謂雄心滿懷，固一世之雄也。

然而誰也沒想到的是，有著超強配置的賽格集團，即便在最興盛時，全力打造的電子工業產業也沒有起來，反倒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山寨市場華強北。

不計其數的人在這里發家致富，騰訊也是從這里走向世界。華強北不僅支撐了深圳家電、消費電子產業的發展，也吸引了一大批優秀青年的到來。隨著2000年賽格廣場全面落成，華強北步入輝煌，而當時名揚天下的賽格集團卻逐漸地泯然于眾人之間。

同樣地，原來深圳市扶持的很多大型工業國有企業，也因為水性不佳逐漸被市場經濟淘汰。它們就像侏羅紀公園里的恐龍一樣，體型龐大、動作緩慢。當環境變成了熱帶雨林，恐龍不在了，人們驚訝地發現：恐龍的尸骨腐爛后，變成了熱帶雨林的肥料。

在萬類霜天競自由的熱帶雨林中，“兔子吃草，狐貍吃兔子，狼吃兔子”的生態迅速形成，自由演化，產生了一大批華為、騰訊、大疆等參天大樹。

所以總結深圳40多年生長史，關鍵詞之一是“生態”。上至執掌一方、銳意改革的政府官員，中至人生際遇各不相同的老板群體，下到背井離鄉、改變命運的普通打工者，他們都是深圳生態的一部分。順水推舟，這正是深圳帶給我們的一大啟示。

3. 人性

多年以來，因為職業的特性，我接觸了林林總總上千位企業家——尤其是廣東地區發家的老板，其中不乏巨富，但更多的是來自社會底層的草根。他們有的是洗腳上田的農民，有的是做裁縫、修鞋匠出身的小手工業者，有的是靠擺地攤發家的商販。

盡管來路各異、生意不同，但他們有一個共同背景：普遍家境貧寒、兄弟姐妹眾多、文化水平不高，從小就飽嘗生活的艱辛。苦難的生活、強大的壓力、卑賤的地位，不僅沒有磨滅斗志，反而讓他們產生了更加強烈的出人頭地的愿望。

在他們身上，我總結出了人性的3大特點：貪婪、僥幸、虛榮。說一千道一萬，這些人的成功都是一句話，就是欲望的釋放。 

深圳的成功，歸根結底背后的原動力，只有一個——同樣是人性的力量。創造這一奇跡的每個人，都是俗人。

多少年來，大家都希望成為雷鋒，最后發現在這種要求下，產生的多是偽君子。人是有欲望的，人的欲望是一把雙刃劍，既是澎湃的動力，也是一朵“惡之花”。政府要做的是引導，而不是單純的打壓。

華為與任正非，就是把握人性的典型案例：

創辦華為之前的任正非，是一個在體制內一事無成的中年男人。被公司除名下崗、清退走人，一腳踹到了體制外，彼時的任正非，妻離子散、身拖病恙，只剩一對兒女跟六個從家鄉投奔他的兄弟姐妹。正是在這樣的絕境之下，他創辦了華為。

但在華為起步的時候，任正非甚至連做什么都沒有想清楚。倒騰減肥藥、賣墓碑，這些跟如今的華為完全格格不入的生意，卻是當初的救命稻草。可能是因為“倒爺”的天賦有限，任正非只能勉強混個溫飽。偶然一次機會，他開始代理香港的小型程控交換機。在中國農村通信市場試水賺到第一桶金后，他才決定走技工貿之路，扎根通信市場，最終使華為成為一家改變世界的偉大公司。

華為成功的秘訣，眾說紛紜，但我認為，對人性的激發和控制，構成了一部華為的發展史。

在任正非看來，企業管理遵循的是人性和欲望的邏輯，華為能一路披荊斬棘屹立行業之巔，就是因為團隊既能激發人性，也能節制人性，堅持“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原則，集眾人之私，以成大公。

一位華為的高管曾對我說，華為是“同路人”文化，自然淘汰挑選，人走了不心疼，留下來的多是家境不太好的年輕人，華為內部稱之為“一貧如洗，胸懷大志”。

伴隨華為成長的路上，無數一貧如洗但又胸懷大志的年輕人找到了施展才華的舞臺，改變了命運，成就了自我。華為在海外開疆拓土，在全球各地落地生根，枝繁葉茂，離不開對這批優秀年輕人的激勵。

高額的海外補貼，回國之后升職加薪的機制獎勵，華為的年輕人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依靠自己的實力積累到遠超同齡人的大量財富，獲得社會的認可。許多駐守海外的華為客戶經理，年紀輕輕便是所在國權貴的座上賓，慣見三教九流，出入高端場合，這種價值感的實現，非一般的平臺所能及。

正如深圳的一位老領導所說：“華為不是培育出來的，是自己長出來的。”這種成長背后有其深刻的必然性——人性的力量。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提供的歷史機遇，任正非這些叱咤風云的企業家們，都將會有迥異于今天的人生際遇。除了企業家，人性還廣泛存在于每個人身上。

改革開放之初，在廣州、深圳之間100多公里長的走廊地帶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民工潮。遠在內陸的百萬青年們有足夠的素材和想象力來編織自己的廣東夢：車如流水、城市不夜、燈紅酒綠，“東南西北中，發財下廣東”。他們背井離鄉，絕非為了偉大理想，而是為了解決切實的生存問題。他們在家里面只能面朝黃土背朝天，修理地球，在地里找食吃。

圖源：央視新聞

改革開放后，他們終于迎來了一個能夠改變命運的選擇：到遙遠的珠江三角洲打工。這看起來很可憐，離開了老婆孩子熱炕頭，夜以繼日地揮灑汗水，但一個月兩三百塊錢的工資，或許是他們種地一年都掙不到的錢，雖然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獲得的是未來。 

與農民工樸素的發財夢類似，香港商人們也不是國際友人白求恩，他們同樣是來掙錢的。港商的成本之低簡直無法想象，土地不要錢，廠房因陋就簡，又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勞動力，最大的成本是二手設備。一個個香港大小老板，把歐美訂單拿到手后，跑到老家珠三角，找當地的農民大叔大媽租塊地建廠房，不斷擴大規模再生產，在中間吃水。

這些港商們幾乎沒有什么道德水準可言，為了一己私利，對工人無所不用其極地剝削與壓榨，甚至釀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就是這樣一群利欲熏心的老板們，一不小心就推動了世界工廠的形成。

圣人在哪里？沒看到。偉大的道德觀在哪里？沒看到。只有一群毫無基礎的農民工、一群貪婪逐利的商人、一群渴望致富的當地農民，他們才是這個舞臺的主角，只是俗人按照常識做事，最后卻收獲了圣人的結果。

這里面有太多說起來不人道、不人性的故事，但它符合常識。

特區成立40年來的深圳，就像是當年充滿著野心、欲望、混亂的美國西部，向所有希望改變命運的人打開大門。深圳提供了一個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的大舞臺，被倫理道德、三綱五常約束了幾千年的中國人，在深圳這片誰也不認識誰的土地上，突然遇到了某種程度的放縱。 

這種放縱不是綱紀廢弛、打砸搶掠，而是有限度、有前提、可控制的放開，是在對和錯之間、好和壞之間、紅和黑之間的廣泛中間地帶尋找共識。是對灰色地帶的容忍：容忍重工業對環境的破壞，容忍倒賣批文、合法走私貿易的存在，容忍山寨產品的風行。 

這樣的容忍讓深圳在一段時間廣受批評，成為眾矢之的，但也正是在中間地帶的不斷探索，使人的欲望得以最大限度地張揚。

深圳并不完美，也不是偉光正，而是上帝釋放了“魔鬼”。希望改變命運、生命力極其旺盛的年輕人，像潮水一樣涌向深圳，魚龍混雜、大浪淘沙，最終“魔鬼”創造出了天堂。正是無數普通人的貪婪、僥幸、虛榮所匯成的浩蕩洪流，推動了深圳的船。

大私終于造就了大公，大惡終于造就了大善，大破終于造就了大立。

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

1992年，第二次南巡時，在從深圳到珠海的船上，88歲高齡的鄧小平甚至一口氣講了一個小時，這對于一個老人而言，其勞心費神可想而知。

圖源：央視網

但鄧小平仿佛是在講述他歷經風風雨雨后所得出的那些爐火純青的道理，也仿佛是在交代自己的政治遺言——中國之命運、中國之未來、中國之道路究竟在哪里，這些問題解答不清楚的話，容不得他有半點懈怠。

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曾經說過：“中國并不是必然會出現一位鄧小平這樣的政治家，他出現了，并且改變了中國，這是中國的幸運。”

這40年的一個偉大成就，就是社會和時代這把巨大的篩子，終于篩出了人才，是米是糠還是沙子，一清二楚，各歸其位。

無需否認，這40年中依舊存在著很多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但每個人頭頂的天花板已經打破，不管是城里人還是鄉村人，不管是政治賤民還是出身優越的人，大家都在同一個起跑線上，能為自己的命運做主。就像跑馬拉松一樣，能不能跑到第一、第二是你的事，但起跑線總歸是一樣的。

所謂的改革開放，其實真的就是出于常識，出于對人民的一種悲憫之心，出于為人民服務這個簡單的道理，最后做成驚天動地的事業，找到了整個中國的發展之路。

而當我們回溯歷史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天上從來不會掉餡餅，偉大奇跡的背后往往都是卓絕的努力。

曾經有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叫科斯，出過一本書《變革中國》。分析研究中國幾十年，他得出的結論叫邊緣突破。整個中國所有的突破，都是在統治最薄弱的環節、最邊緣的部分，實現突破。

人也是這樣的，有這么一群來自鄉村、小鎮的邊緣人，都曾被看作廢棄掉的人，只因父輩未能給他們留下余蔭。但在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這么一個大時代中，他們從不相信神仙和皇帝，只信仰自己改變自己的命運。

這群“光腳的孩子”，都有一種草根的力量，那種頑強的生命力，先是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然后改變了家庭的命運，改變了他們周圍朋友和員工的命運，最后他們改變了時代的命運。 

這也回答了，為什么會有深圳。

圖源：視覺中國

如果要用幾句話來總結改革開放、總結深圳，無非是“逼出來的改革，摸出來的市場，放出來的活力，干出來的奇跡”。而在這幾句話后面，還有一句“擋不住的國運”：

在20年前、10年前甚至5年前，我身邊的很多成功人士都不看好中國，一心想著逃離。這批人是“兩國一家”，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安頓在海外，而自己在國內繼續賺錢。 

這批老兄都是聰明人，支撐他們這樣做的深層次思考，就是“沉船心理”在作祟。他們認為中國是一艘四處漏水，遲早會沉沒的破船，在沉沒之前，最好的辦法是換船。 

因此，盡管他們在中國大發橫財，但對中國的未來始終持悲觀態度，況且他們的財富積累也有很多說不清楚的地方，所以越是賺錢，越要換船，臨走前還要拆一塊船板。

那段時間我去美國，在洛杉磯爾灣的一家中國餐廳吃飯，飯店里熙熙攘攘、煙霧彌漫，仿佛一下子就像回到了中國。遇到好多“老熟人”，都是那些年陸陸續續移民去美國的中國人，還有一些躲在美國當寓公的通緝犯。

我剛坐下來，就有不少人來打招呼，他們告訴我，光是深圳沙河高爾夫球會的3000名會員當中，就有相當一部分在美國，甚至可以單獨組成一只球隊了。 

我問他們帶了多少錢走的？我一聽，發現少的也有200萬美元，多的更是不計其數。我看那些富豪的房子，都是千萬美元級別的豪宅。

支撐他們這么做的背后邏輯，是對中美關系未來發展趨勢的判斷。但誰也沒想到，短短幾年經歷巨變。現在他們想換船回來，可惜已經是難上加難了。這批成功人士開始思考：到底是誰沉船？歷史會回答這個問題。

40年過去，中國居然就這么走了下來，甚至走到了和“偉大、光榮、正確”的美國直接對話的位置上，仿佛冥冥當中，真的有一種擋不住的國運在庇佑著中國。

如今的中國確實面臨著暫時的困難與危機，但我們只要不犯顛覆式的錯誤，“向前走，不走回頭路”，堅持改革開放，能夠光大改革開放的經驗：尊重人性、尊重常識、順應規律、實事求是，我相信中國的崛起是擋都擋不住的。

而所謂的崛起，不過是站在了歷史的正確一邊。